拜登的佈局,如何影響科技企業

作者:賴鎮桃 日期:2020-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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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特朗普仍沒有公開認輸,但美國總務管理局日前已正式啓動權力過渡程序。

隨着美國的政府更迭基本大勢已定,中美關係有望進入一個新階段。中美間戰略競爭的態勢將基本延續,但新政府的上任,意味着兩國關係有了更多調整的可能性。

11月26日,由江蘇無錫經濟開發區管委會與南風窗雜誌社聯合主辦、南風窗長三角研究院承辦的“數智相對論”沙龍第三期活動——“大選之後,中美競合新展望”在無錫舉行。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宋國友、華東師大國際研究中心研究員賈敏、南風窗資深主筆雷志華在現場同企業家代表共同探討下一階段中美競合的新局面。



01

什麼樣的新政府

11月24日,拜登公佈了其執政團隊的首批人選,其中包括國務卿、國土安全部部長、國家情報總監、美國常駐聯合國大使、國家安全顧問等高層職位。

宋國友指出,政策都是由人來決定的,要準確研判中美關係的走向,必定基於對白宮決策團隊的分析,特別是部分高級官員對中美關係的看法。從拜登目前的提名名單來看,其用人和施政理念基本可概括為三個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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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她政治”色彩明顯,女性在拜登新政府中佔據的位置以及職位的重要性,都高於歷屆,提名的副總統賀錦麗、財長耶倫、國家情報總監海恩斯都為女性,而借用女性心理學的分析,女性決策者在決策導向上,往往更為注重細節、得體,在處理對華問題上亦更有韌性,更有毅力以達成政策目標。尤其值得關注的是賀錦麗,在拜登執政的後半階段,或將發揮更大影響力。

二是建制派主導,拜登公佈的關鍵職位人選中,基本都屬於奧巴馬第一或第二任期的資深官員,意味着這些熟悉官僚政治基本運作的“老面孔”,基本會按照一個相對穩定可靠的行為方式與中國打交道,而不會像特朗普所任命的沒有執政經驗的政治素人那樣“出其不意“,不斷突破外交底線。

三是忠誠度極高,拜登組建的新團隊,基本都是與他有過或多或少交集的老民主黨人,沒有選用共和黨人、州長或者國會議員,這都保證了團隊對黨派,尤其是對拜登個人的忠誠度。



02

對華政策的變與不變

政府團隊的特質,構成了美國對華決策的重要一環。但毫無疑問的是,美國對華的整體戰略,並不會因為政府的更迭而改變。南風窗資深主筆雷志華指出,特朗普留下的一個政治遺產在於,中美關係被鎖定在戰略競爭軌道上。無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上台,對華戰略競爭的政治共識都不會發生改變。從更微觀的角度而言,特朗普政府今年5月發佈的《美國對華戰略報告》已將過往較為零散的對華戰略競爭舉措系統化、責任明確化,由於行政部門的決策慣性,拜登執政之後這一局面,至少在短期內不會發生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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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實質性轉變難以實現,但政策調整的可能性值得提前研判。宋國友表示,拜登明顯有別於特朗普的一點是,他要拾回被特朗普削弱的國際領導力,這體現出兩人的角色定位差異,特朗普是經濟人,認為做世界領導花時間、花錢,不符合效用最大化原則,拜登則是政治人,更多考慮美國的國際領導地位。在這一思維的驅動下,拜登政府或在織造一張面向中國的外交政策網絡。

首先是重振美國聯盟體系,特朗普試圖摧毀盟友體系,進行單打獨鬥,拜登則很可能構築一個國際的統一戰線以對華施壓,在這一情況下,中國面對的將是規模性、網絡性的聯盟壓力。其次是規則,奧巴馬時期提出重返亞太、TPP、TTIP、TISA,由於決策班底的延續性,利用規則向中國施壓的政策思路很有可能在拜登時期再次凸顯。最後是國際組織,中美在世貿組織、IMF等國際組織的話語權鬥爭加劇,會成為拜登時代中美關係的一個趨勢。

特朗普傾向用單邊的方式對華展開戰略競爭,而拜登則選擇用聯盟、國際機制構建網絡,壓制中國的影響力上升。一方面,拜登新政府的上台一定程度降低了中美關係中的不確定性,另一方面,也要意識到中國面臨的長期壓力並沒有因此而有所減少。作為迴應,在同新一屆美國政府的博弈中,中國還有哪些牌可打?中美間的新型大國關係可以如何構建?

宋國友進一步指出,施壓關税問題和爭取第三方都可成為未來的政策選項。關税問題上,拜登政府短期內直接取消前任的高關税、迴歸自由貿易的可能性較低,但中美如何處理第一階段協議的後續,是中國對拜登新政府施壓的一個潛在籌碼。

而要阻止中美進一步滑向新冷戰的局面,爭取美國的盟友或潛在盟友很重要。周邊外交層面,RCEP的簽署已經反映出不少亞太國家可以選擇一個沒有美國的地區。中歐關係層面,歐洲作為美國盟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中歐雙邊投資協定(BIT)若能達成,將會進一步向美釋放歐洲作為獨立行為體同中國交往的信號。

構建不衝突、不對抗的新型大國關係,中國要有更大的主動性。



03

科技企業仍然可期

高新技術,已日益成為大國角力的重要領域。

華東師大國際研究中心研究員賈敏認為,2010年可以作為一個時間節點,在此之前全球資本是自由流動的,而在這之後國家力量重新興起,無論是中國的十四五規劃,還是美國的新一屆政府,都將科技創新作為施政的首位,而兩國的政策呈現同質化、沒有互補性,則一定會發生衝突。

特朗普政府將科技戰作為遏制中國的一個重要抓手,拜登也表示將致力於推動美國的科技進步,但宋國友表示,在拜登時期,中國的科技企業將有更大的活動空間。相比特朗普列清單式的成批打擊,拜登在對華科技制裁上會有篩選和甄別,這主要源於拜登團隊同美國利益集團間的高度關聯,在制定科技政策上不得不面臨多方的掣肘,特朗普作為政治素人,則更關心直接給他貢獻選票的農業、製造業,高新技術利益集團對其影響有限。這便意味着,國內科技企業可以應用美國的規則和遊説集團去做拜登政府的工作。

中美在科創領域的國家戰略出現交集,這預示着未來的5-10年競爭和衝突難以避免,但拜登政府的上任,有望給兩國的溝通對話、斡旋協商創造更大空間。不論是科技領域,還是傳統政治領域,傅瑩倡議的中美“合作-競爭關係”都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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